《三體石經》刻於公元241年(三國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), 原立於魏都洛陽南郊太學講堂西側。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、小篆和漢隸三種字體寫刻, 故名。石經刻有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和部分《左傳》, 是繼東漢《熹平石經》後建立的第二部石經。
曹魏在洛陽立國後, 太學再度繁榮起來。曹芳繼承皇位後, 決心整理《熹平石經》碑石, 並刻經石作為補充。於是就有了從正始二年(公元241年)開始刻製的《正始石經》。三體石經刻成後, 與漢熹平石經並立於洛陽太學。自311年永嘉之亂始, 王彌、劉聰陷洛陽,
焚毀二學(《晉書•王彌傳》), 石經應已有所損毀。從《魏書•馮熙傳》所記“洛陽雖經破亂, 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, 至熙與常伯相繼為州, 廢毀分用, 大至頹落。”知北魏石經已被嚴重損毀, 地方官建寺缺乏石料, 便就地取材, 用了部分石經的石碑, 其他也七零八落地分散了。537年(東魏孝靜帝四年)八月, 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, 但運至今孟州市境內時, 遭遇塌堤, 近半石經掉入黃河, 運到鄴城時, 《漢魏石經》只剩下52塊了。579年(北周大像元年)二月, 又自鄴還涉洛陽。586年(隋開皇六年), 又自鄴京載入長安, 置於秘書內省。後唐代魏徵予以收聚, 十不存一。目前, 國內所有《正始石經》殘碑存留的文字也不過2500餘字。
1895年(清光緒二十一年), 洛陽白馬寺村南龍虎灘發現《尚書•君奭》篇殘石110字, 古文佔36字, 初歸丁樹禎, 後歸周進。1922年12月間, 洛陽城東南三十里朱圪塔村發現一塊至今最大的殘石, 正面存《尚書• 無逸》、《君奭》2篇34行, 背面存《春秋》僖公等部分32行, 他們與《君奭》篇正好與龍虎灘所出相銜接, 估計因為原石大, 因盜賣者嫌運轉不便, 將其鑿為2石, 現一半存河南博物院, 一半存中國國家博物館, 共1771字, 古文約580字, 後又出有《尚書•多士》和《春秋•僖公九年》殘石, 共229字, 古文佔76字。此外還有一百多塊碎石,
小者1、2字,
大者40餘字, 散落在各收藏家手中, 字數無法統計。1945年, 西安市許土廟街(為唐時中書內省舊址)首次發現三體石經《尚書•康誥》殘石一片, 僅表刻, 無背刻, 共35字, 其中古文佔11字。1957年6月, 在西安市距離上述出土地附近又發現石經殘石一片, 表刻《尚書•梓材》篇, 存10行33字, 古文8字, 背刻《春秋•文公元年二年》經文, 殘存10行50字, 古文15字。
三體石經的內容, 主要是《尚書》和《春秋經》。《尚書》當即馬融、鄭玄所傳的二十九篇古文尚書。
《春秋經》當即《漢書•藝文志》所著錄的十二篇本《春秋石經》, 而不是今文家的十一篇本。另外, 《隸續》所錄三體石經有《左傳•桓公七年》9字, 《左傳•桓公十七年》26字。馬衡認為《隸續》所收《左傳》遺字是試刻, 非正式刻文(馬衡《凡將齋金石叢稿》)。還有《論語》、《急就篇》以及其他出處不明的殘石, 均為只言片語, 可能都是試刻。
三體石經的正式格式是每行二十字, 每字有三體, 直下排列。另有品字式, 古文居上, 篆、隸分列下方。品字式只見於《尚書》開頭的兩篇《堯典》與《皋陶謨》(三體直下式也有此兩篇)。另有古文一體殘石, 古文、篆書二體殘石。 《三體石經》在每一碑面刻有縱橫線條為界格。一字三體直下書刻, 每面約33行, 每行60字。每碑行數各不相同。王國維經推算認為最可能是35碑, 馬衡根據1922年洛陽太學遺址出土的一塊石經, 推斷正始石經應是28碑。
刊刻石經的主要目的是“台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, 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”, 以弘儒訓, 以重儒教。此外, 石經文字有校正文獻內容與文字、書體之功用, 《魏書•列傳術藝》載:“又建《三字石經》於漢碑之西, 其文蔚炳, 三體复宣。校之《說文》,
篆隸大同, 而古字少異。”又《列傳•遊明根•劉芳》記:“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, 學者文字不正, 多往質焉。”碑文刻成後, 全國各地學生紛紛前來校拓, 對其時文化的保存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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