羊公碑又名“墮淚碑”, 位於湖北省襄陽市的峴山上, 是當地百姓懷念西晉著名政治家、軍事家羊祜建立的, 原名為晉征南大將軍羊公祜之碑,
簡稱羊公碑。在羊祜死後, 襄陽百姓在其生前遊憩之地峴山建廟立碑, 以示紀念。每逢時節, 周圍的百姓都會祭拜他, 睹碑生情, 莫不流淚, 羊祜的繼任者、西晉名臣杜預因此把它稱作墮淚碑。
到了晉永興年間(304~306), 大將劉弘出任荊州刺史, 劉弘早年曾為羊祜參軍(見《晉書》卷六六《陶侃傳》), 對羊祜久懷欽慕, 其蒞任荊襄之後, 恭謁羊公祠下, 並命幕僚李興重撰了一通羊祜碑記, 刻之祠前。此即晉文名篇《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》。李興為當時文學名家, 《晉書》卷八八《孝友傳》中稱其“有文才”, “在弘府, 劉弘立諸葛孔明、羊叔子碣, 使興俱為之文, 甚有辭理。”所撰《羊公碑》感情充沛, 筆觸深沉, 頗為時人所推重, 遂將“墮淚碑”之名移貫此碑(見《襄陽耆舊傳》)。
“墮淚碑”傳至南齊時一度遭到毀棄。據《南齊書·張敬兒傳》載, 軍閥張敬兒統治襄陽時, “欲移羊叔子墮淚碑, 於其處立台, 綱紀諫曰:”羊太傅遺德, 不宜遷動。“'敬兒曰:”太傅是誰?我不識也。’”“墮淚碑”可能在此時被毀。但過了不久, 即南梁大同十年(544), “墮淚碑”又被重新豎立。並由劉之遴撰文,
記重立始末, 劉靈正書丹, 刻於碑陰。這便是《金石錄》中所著錄的《梁重立羊祜碑》。宋人《集古後錄》記述此碑雲:“羊公‘墮淚碑’, 不著撰人名氏, 《襄陽耆舊錄》謂李興初撰也。梁大同十年雍州刺史以故碑闕落, 命別駕從事劉伯雄撰模立此本。碑一丈一尺。”《隋書·藝文志》總集類有“《羊祜墮淚碑》一卷”, 或即指此碑本。梁碑傳至唐代, 尚屬無恙, 故孟浩然詩中有“羊公碑尚在”之句。
五代或宋初, 峴山羊祜“墮淚碑”再次被毀, 宋人《集古後錄》已稱碑“今不存矣”。直至明弘治四年(1491)方被重新刻立, 碑文仍用李興《羊公碑》之辭。重刻之碑拓本流布甚廣, 《襄陽金石略》、《全晉文》諸書皆據以採錄。
與“墮淚碑”同時構建的羊祜廟, 亦屢廢屢興, 北宋慶曆七年(1047), 知襄陽州事王洙奏請主持重修羊祜祠, 得旨允准, 遂興工重新廟貌, 洙並題詩志盛, 一時名流如范仲淹、知河陽事李淑、知蔡州事吳育、知光化軍事李宗易、祠部員外郎張去惑、太常博士孫抗、太子府率李康伯、著作郎範微之、大理寺丞韋不伐、襄州通判賈黯、蔡州通判劉敞、河陽推官裴昱、滄州推官馬雲、宣城縣令連庠、鄖鄉縣尉黃通等皆有唱和之作。上述諸人之詩均刻於石幢, 立於羊祜祠中。至明代仍崇祀不替(見《大明一統志》卷六十)。清乾隆時羊祜後人羊克厚在《羊氏魁公宗譜序》中, 述其“道經襄陽, 曾停帆登太傅祜之廟, 敬禮稽首, 隨觀墮淚碑, 歎籲再四。”清人王士禛《蜀道驛程記》、陸征祥《八瓊室金石補正》(卷九十七)對此皆有著錄。又峴山舊有亭, “世傳為叔子之所游止也”, 南朝後樑時曾加修葺, 並立碑記(《輿地碑記目》中有《後樑重修峴山亭記》)。至宋熙寧間,襄陽太守史中輝又重加整修, 以紀念羊祜、杜預兩位先賢, 歐陽修為撰《峴山亭記》記中尤對羊祜盛德予以稱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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